具有深邃文化内涵 笔筒:文玩清供一枝秀

    中国传统文房用具，除了笔墨纸砚“四宝”之外，还包括了很多的辅助文具，如笔洗、笔舐、砚滴、水丞、水盂、镇尺、臂搁等，即便是放置毛笔的器具，也有笔床、笔船、笔格、笔屏、笔卷、笔挂等，出现于明中晚期的笔筒比起这些文具，只能说是一个小弟弟。如笔床，南北朝时期已有制作，《玉台新咏》记载：“玻璃砚匣，终日随身；翡翠笔床，无时离手。”笔格也称笔架，南朝梁简文帝有《咏笔格》，梁吴筠有《笔格赋》。笔船也于唐代就已出现。笔筒为什么在后世独领风骚，成为晚明以来文人案头不可缺少的用具，进而成为备受现代收藏家青睐的艺术品？

    笔筒发迹于明中晚期，初兴时，多用竹木之类的材料，取材方便，又为文人提供了亲自操刀发挥创造性的空间。当时文人墨客写竹、画竹、刻竹及收藏竹刻作品之风兴盛，竹木笔筒得到了空前发展。正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，使笔筒更具书卷气和文化寓意。

    笔筒的走红，与制作笔筒中大师级的人物出现也有极大关系。明代中晚期的朱松邻、朱小松、朱三松祖孙三人都是制作笔筒的大家。朱松邻刻竹善用深刀，纤巧玲珑,细取入微,所刻“松鹤笔筒”在当时即为世人称宝。朱松邻儿子朱小松更是擅长书法和绘画,并能博采众长。朱松邻的孙子朱三松继承了祖父雕刻的风格,且更为精湛娴静。清代出现了吴之璠、周颢、邓渭等著名的文人竹刻家。大家的制作，精美绝伦，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，使笔筒更具魅力。

    皇家的推崇，为笔筒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明清两代都有特别喜爱附庸风雅的皇帝，为满足自己的爱好，自然可以倾国家之力，不论多么贵重的材质，都可以用来制作珍玩。用材之珍稀，工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。一些象牙、紫檀、黄花梨、玉石、珐琅等材质的笔筒，全都是极品珍品。清代瓷器中，笔筒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种类。如康熙时期文房用瓷的烧制中，以笔筒最为出色，笔筒生产量大，而且造型、纹饰相当美艳，艺术表现也呈多样性。

    在文玩清供中一枝独秀，笔筒还有其自身的因素。明清笔筒虽形制变化不大，但材质却颇为丰富。有竹、瓷、木、铜、象牙、玉、水晶、端石等。从装饰方法上看，有刻、镂、雕、绘等，以瓷笔筒为例，有青花、五彩、粉彩、三彩、颜色釉等。笔筒图案的主要题材为花鸟、人物、山水景致、田园风光、诗词歌赋一应俱全。笔筒常年置身案头，与文人朝夕相伴，既可观赏，又可把玩，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：“虚其心，坚其节，供我文房，与共朝夕。”笔筒有如此深邃的文化内涵，怎能不让人喜爱？